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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改革需要创新思维

小编

  我国去年正式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那么,如何才算把职教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纲要文件明示了四条: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二,要“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三,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四,要“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这四大条宣示,好不好?好。但积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经验,仅此四条宣示够不够呢?恐怕还是不够的,至少是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余地。这是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职教改革尚需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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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创新,不要满足于创旧。这四条宣示尽管可以说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职教改革与发展文件精神之集大成者,甚至在某些方面确乎有所考虑和进步,但是,对照党的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对照党中央关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的指示,对照我国要从经济大国跃升为经济强国的历史使命,对照要指导我国职教改革和发展未来10年的规划目标,仅仅以归纳总结作为主旨的“集大成者”出现,看来必定是不够的。

  众所周知,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特别重视发展职业教育。且不说中央颁发的职教改革文件、召开的全国职教工作会议及同志关于职教改革与发展重要讲话之多、层级之高,皆为新中国教育史上所罕见的;且不说这四大条宣示本质上说来亦均是以前中央有关职教文件和首长讲话曾不同程度地指出或强调过的,但实践的结果总与党和人民的预期差一大截,社会各界也始终对我们的职业教育不甚满意甚至很不满意,离“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在2010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要求,差距甚远。

  其次,要创新,就要有新理论、新突破。近几年间,如同上世纪80年代中连续颁发三个“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文件一样,党中央又一次从顶层设计层面上依次出台科技、人才、教育的十年规划纲要,这既预示着新一轮深层改革的脚步已然临近,毋庸讳言,同时亦道出了我国在科技、人才、教育这三个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之严峻。三个挑战,说到底,实际是一个,那就是中国教育责无旁贷应直面的挑战。

  我们有据说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教育体制,练就了一套过硬的教学生死记硬背的教育教学功夫,在各种国际中学生比赛中屡屡赢得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乎望尘莫及的优异成绩;去年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我国上海15岁中学生在其组织实施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评中脱颖而出、冠盖群雄之时,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似乎认为“标准化考试对于改善美国中小学教育是必要的”;然而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我国教育竟没有培养出一名足以引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发明家、大企业家!

  真想而不是假想要抵达行行出状元的理想境界,就必须对整个中国教育体系来一番新的整合和改造;首先要整合和改造的,是我们严密而又僵化的知识教育系统,越接近离开校门走向社会的教育阶段,且无论中等还是高等教育,就越需要增加适合知识经济时代职业的教育教学成分。当然,要求99%的大学离开精英教育转向为适应新时代社会职业而培养学生,肯定是一件痛苦的事,但精英教育从高等教育曾经的全部正在愈来愈成为“一个不断变小的部分”现象,已是当代高等教育界日益汹涌的大势所趋,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在几年前指出的,如何正确对待学生(甚至是越来越多的大一新生)“将职业追求放在首要位置”,已经“是高等教育所遇到的一个难题,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问题将一直困扰着大学”。

  再次,要创新,关键在制定新政策、出台新法规。众所周知,职业教育是“离社会经济、离生产实践最近,也是结合最紧的教育教学阶段”,然而,真要使之与生产实践结合最紧密起来,不仅需要改造现存的学校教育教学过程,而且要呼唤、迫使和吸引企业直接融入到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去。这里,仅仅从善意的愿望出发,光说些要“推动”、要“健全”、要“加大”、要“完善”、要“鼓励”的空话,大约终究是于事无补的,需要的恰如《教育规划纲要》指出的,要尽快制定和颁发国家层面上的带有刚性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

  为了实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经济强国的伟大战略目标,当代教育必须来一次同样伟大的战略转身:“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职业教育要大踏步地提升和进入大学殿堂;99%的大学则要勇敢地摈弃传统上纯粹的精英教育观念,转而向职业教育靠拢和进军;产学研结合不再是仅仅停留在教育专家脑海里的良好愿望,而是建筑在具有中国特色又足以引领世界教育前进的比较系统的教育政策和法规之上。